作为意识形态的“奥运会”——从刘翔退出比赛说起
老田
一般而言，每一个统治阶级都希望被统治阶级相信，在统治阶级的统治之下全社会会有正义、公平和规则，愿意服从规则的人才会成功，而那些不理睬老爷们的训令的人只能是招致失败，这样，统治阶级就取得被统治阶级反向授予的合法性和信仰，全社会的反抗能量就最小化了，统治阶级的地位将得到稳固和加强。
奥运会所雇佣的巨量裁判，用许多双眼睛盯住比赛过程，他们是现场执行规则的人士，而在公共媒体的高强度现场报道中间人们都看到了执行比赛规则和处罚情况；而运动员的好成绩被分别授予金银铜牌；这样的比赛和成功，是一个很好的转喻：一个人只有经过服从规则的超量训练之后才会在特定规则下获得成功。把这一转喻投射到整个社会历史过程，就可以引导人们去这样看待问题：人们在社会经济政治领域的成功与否，主要与本人自身的努力和对规则的把握与运用有关，这样的想法越是普遍，就越是不鼓励人们去思考现有社会秩序的正当性问题，转而思考如何适应社会规则并努力爬上高位。如果整个社会的正常运作，需要雇佣这么多的专业裁判和技术装备来保证规则落实，投入如此巨量的宣传成本在公众中间实现信息透明，无论多么富裕的国家都肯定要崩溃。
人们越是相信规则能给自己带来出路，那么，社会和谐的程度就会上升。反过来，被统治阶级越是反感统治阶级的没有规则，就越是提高了反抗的风险。如果精英们自己带头违犯规则的实例过多，肯定要破坏被统治阶级的规则信仰，此时，那么宣传规则并让人们相信规则的重要性就越是上升了，换言之，一个没有规则的精英集团会愿意投入更多的宣传成本让被统治阶级相信规则的重要性。
其实，奥运会的成功本身是有疑问的，更高、更快和更强是人们在工具极端匮乏的年代所迫切需要的，这是一种典型的“人体机械化”的想象——一架机器如果转速越高、输出功率越强、持续工作时间越长，那就越是有价值；而在进入工业化时代，个人体能方面的缺憾在机械的巨大生产力面临变得微不足道。反过来，为了实现奥运成绩的提升，人们不得不接受“非人性”的残酷训练，并且还必须在儿童时期就开始，从而保证自己比对手在走上奥运赛场前，有更长的预备期，奥运成绩通常总是以扭曲正常的人身成长周期作为代价的。
对于中国的巨大人口和有限的机会而言，每一种公平的规则及其实施，总是诱导社会底层的过度投入。曾经相对公平的高考，整个1980年代弥漫着“高考迷信”——中国社会的上层永远对智慧超群、努力拼搏的成功青少年开放的，这让多少贫家子弟投入全部的青春和汗水，为此，父母们耗尽了毕生积蓄，少年们失去了游乐时间。直到1980年代晚期，精英们渐渐不满足其权力和金钱不能介入高考过程的现实，许多大学开始招录自费生、走读生等等，为那些有权有钱和优势地位的人士，降低了高考门槛。再后来，办大学卖文凭变成一个产业，这样，学生被制造出来之后，就很难获得社会阶梯上的更高位置了，社会流动的规则中间，悄悄地加入了“社会资本”方面的限制，本来这样的现实，使得高考迷信面临着瓦解的危险。但至今为止，中国的大学教育仍然过度汲取了全社会的资源，过度地让学生家长耗竭了他们的积蓄，甚至是让他们透支了生存费用和未来，这种现象仍然是1980年代较为公平的高考规则的那个滞后反应，被统治阶级由于信息方面的劣势，在历史上总是处于被主导地位。
为了增加奥运会的意识形态作用，政府官员和商人都积极主动地介入了，自从1992年奥运会开始，香港商人曾宪梓首先给获得金牌的运动员一公斤黄金，以放大运动员成功的含金量；各级政府官员都随之跟进，给获奖者各种奖励，这些奖励中间不仅包括的真金白银和钞票，有时候还包括高档住宅。政府和商界的共同努力，就把奥运会的成功变成一种超越人们毕生工作所得的耀眼时刻，而这对于多数“买不起房、看不起并上不起学”的人口而言，吸引力是双倍的。
